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绵竹县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为纠正“左”倾错误和恢复发展经济做出了努力。党的十大前后，毛泽东一方面希望结束长期的动乱局面，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另一方面又担心出现林彪一类的修正主义，力求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因此在思想和行动上陷入反复的矛盾之中。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绵竹县同全国各地一样，经历了“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新混乱，感受了各行各业整顿带来的新变化后，抵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迎来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第一节 从“批陈整风”到“批林整风”
一、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林彪集团重要成员陈伯达在会上煽动设立国家主席，并积极配合林彪所鼓吹的“天才论”，其目的在于让林彪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在会上制止了设国家主席的提议，并责令陈伯达作出检讨。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严厉批评了陈伯达，给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以沉重的打击。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九届二中全会“揭露了陈伯达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中央决定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印发给你们。《指示》号召首先在党的领导机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对外称“批修整风”运动），然后逐渐发展到全党。
1971年1月26日，党中央又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指责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直接参与诬陷党和国家一大批领导人，制造大量煽动极左思潮的舆论和迫害干部群众的冤案，挑动和激化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对党和人民犯下严重罪行。还指责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派工作组”；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借起草九大报告鼓吹“唯生产力论”等。
1971年9月15日，绵阳地区革委党的核心小组按照中央决定批陈整风扩大传达范围的指示，发出《关于扩大传达批陈整风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在传达学习中要贯彻毛泽东关于“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认真学习中央批陈整风文件，彻底揭发陈伯达的反党罪行及其散布的黑“四论”，要狠批唯心论的“先验论”“唯生产力论”，以及“人性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狠批刘结挺、张西挺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在批陈的基础上，搞好整风。绵竹县在组织学习和开展运动时，重点学习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批判陈伯达的“唯心论”“先验论”“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进行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党中央专门发出指示，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弄懂马克思主义。根据上级指示，绵竹县革委1970年12月7日发出了《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光辉哲学著作的意见》。1971年7月，又就学习马列六本书和毛主席五篇哲学著作提出学习计划。
二、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揭发与“批林整风”运动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周恩来领导全党尽可能稳妥地处理事件遗留的一些紧迫的重大问题。197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党内高级干部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通知》宣布：林彪于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9月下旬至10月初，中央相继决定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为彻底审查林、陈反党集团的问题，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10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扩大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将传达、讨论和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当做当前头一位的大事来抓，在10月下旬扩大传达到全体共产党员、解放军指战员和广大工人、贫下中农。
1971年10月以后，随着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材料陆续发出并传达到基层，按照毛泽东的布置，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批林整风”运动。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绵竹县采取由上而下，先党内、后党外，大会宣讲、小会补课的方式，逐级传达，并开展对林彪集团的批判。各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除留一至二人主持日常工作外，都分别深入基层，亲自向群众宣读讲解中央文件，参与群众的学习讨论，带头进行揭发批判，并及时了解传达讨论中反映出的问题，进行较为细致的工作。
林彪事件的发生，使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对“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怀疑，开始了更为深入的思考，这在客观上为批判极左思潮提供了有利条件。“九一三”事件后，根据毛泽东的决策，周恩来因势利导，在更大范围内展开对极左思潮的批判。以此为基础，展开对各地区、各部门一系列工作的调整和整顿。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努力，首先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即根据“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这个估计，推倒加在许多干部头上的诬陷不实之词，把他们从被打倒、被专政的状态下解放出来，恢复原有待遇，还安排一定的工作。
绵竹县在“批林整风”过程中，按照省委要求联系实际，除了批判梁兴初、陈仁麒、谢家祥外，还把纠正“批清”中的错误、解决派性矛盾等作为“批林整风”的内容，由此牵涉到“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的各种复杂矛盾，从而引起了进一步的混乱。各地群众发现联系实际并不能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各种复杂实际，因此，社会上出现了“批林整风要不要联系实际”的争论。这反映出人们在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罪行的同时，已经开始冷静思考和抵制一些“左”的错误。
1972年底，毛泽东对“批林整风”中批极左表示了不满，认为当时的任务应该是反对“极右”，之后，“批林整风”转向批“极右”。受其影响，1973年1月15日至30日，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按照中央的口径，将林彪路线归结为不是“极左”而是“极右”，强调1973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特别要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为了批判“极右”，从1973年3月起，绵竹县农村“批林整风”运动，转为批判所谓“资本主义倾向”，如分田到户、包产到户、非法砍伐、高价出售公有林木、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弃农经商、聚众赌博等。同时，县委依托党校抓了认真看书学习的问题，并结合学习党的九大文件，在党校进行了若干期干部轮训读书班。
中共绵竹市委党史办公室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