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成立县革委会
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之后，夺权之风刮遍各地。1月31日，全国第一个省级革命委员会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此后一个月，又有山东、上海、贵州三个省、市革命委员会成立。3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的社论，要求各地应及时建立起有革命干部、军队干部、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以行使权力。
1968年5月31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新成立的省革委于6月4日至17日在成都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由于当时整个“左”的历史环境，革委会这种“一元化”领导班子即使成立了，也仍然只能按“左”的指导思想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因此，这次会议仍然认为，“右倾投降”“右倾分裂”“右倾翻案”仍然是全省当前的主要危险，要彻底粉碎“右倾翻案妖风”。虽然“革命委员会”这一体制有明显的缺陷，但在“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口号之下，省革委的成立统一了党、政、财、文大权，取代了原省级党政领导机关的职能，对于结束长期以来的武斗局面，尽快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
省革委成立后，要求要巩固和发展大联合和“三结合”，坚持抓革命、促工作、促战备，除继续号召四川人民学习毛泽东思想，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斗争外，还同时着手抓经济生产，安排1968年大春粮食、油料的征购工作和1969年的生产任务等。和全国一样，在各级党政机构被夺权瘫痪之后，建立革命委员会这样的权力机构以维护社会基本秩序就成为绵竹县的要务。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基本前提是不同观点派别的群众要对划分“革命干部”“革命群众”有基本一致的认识。而要实现认识上的趋同，又必须在组织上有所行动，即实现不同观点派别的“革命大联合”。在人民解放军“支左”之后，通过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行“斗私、批修”学习，从城镇到乡村，绵竹县逐渐实现了按系统、按行业、按单位的各派群众组织的所谓“大联合”。
1968年6月，绵竹县派去北京“3·15指示学习班”学习人员返县后，同年7月分别成立了“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8月，由县人民武装部在初中校举办“三代会”的两派各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学习班，反复协商筹建县革委会的方案。学习班后，又多次召开“三代会”领导参加的小型会，几经讨论，最后达成协议。由县人武部党委于1968年9月14日向四川省革委、绵阳地区革委作了《关于建立绵竹县革命委员会方案的补充报告》。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1968年9月18日批准，于9月30日成立了“绵竹县革命委员会”。由县人民武装部政委李润泽任主任，原县委副书记、县长谢盛培，县人民武装部副部长李庆，原县人委副县长徐新保，群众代表、城关油厂工人杨基祥，群众代表、齐福9大队民办教师贺志德5人任副主任，李润泽、谢盛培、李庆、徐新保、杨基祥等34人为委员。
革委会成立后，马上发出第一号通告，绵竹县一切党、政、财、文大权统归绵竹县革委。机构设在原县委机关，隶属于绵阳地区革委会领导。稍后，各公社在县“支左”办公室人员的协助下，相继成立了军、干、群三结合的公社革命委员会。随即各机关、单位、学校、厂矿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自上而下各场镇单位、大队、生产队也相继成立了革命领导小组。县革委按照中央指示，“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的精神，内设办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人保组。其工作人员在编制没有定型前，均为临时工作人员。
10月10日，县革委会召开第一次全委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的建议》，制定革命委员会成员必须自觉遵守的十条制度。革委会是在“全面夺权”的基础上建立的，其建立的过程又是各派群众组织争夺权力的过程。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革委会内部实行“三结合”的体制。当时认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二是有军队的代表，三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
1968年冬，根据中央5月25日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全国各地区、各单位“有步骤、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的精神和《四川日报》10月2日社论，以及四川省革委关于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意见，在农村先后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并按照四川省革委文件，成立了县革委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抽调了一批干部、工人、贫下中农组成了“干宣队”“工宣队”“贫宣队”进驻各机关、事业单位和学校，开展清队工作。各公社（镇）也成立了专案组和群专组清理叛徒、特务等所谓的“九种人”。接着1969年4月，开始组织力量清查敌伪档案，成立了县革委“清查敌伪档案办公室”。“清队”工作于1972年下半年结束，清党办公室也于1975年1月工作结束撤销。
各级革委会建立后，一些地区仍然不稳定，一些群众组织对革委会采取了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不接受革委会领导，不执行革委会决议和指示，甚至还要“武装夺取政权”。在全县将要“清队”时，一些闹派性的人，乘县革委1968年12月召开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全会精神和省革委《决议》之机，把会议规定当时不准外传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内容传给会外“县造司”召开的派性会学习，又把派性会学习的山东王效禹发动“反复旧”讲话的传单带进革委会会议传播，并写出“反对复旧”，批判所谓的“二月逆流”的大字报，接着又出现冲击革委会，毒打革委会成员和揪斗工作人员的现象。
1969年4月，绵阳地委吉杰来绵竹，派性组织“县造司”头目正式提出要求彻底调换县革委工作人员问题，主张让造反派加入县革委工作，更新工作机构。与此同时，“县造司”办了20多天的夜校，大造舆论、大肆散布小道消息，煽动全县“反复旧”大游行，办起“反复旧”的《绵竹评论》《战地快报》等油印报，还将百货公司的广播以“工代会商业分会毛泽东思想宣传台”的名义于每天早晚播放其“反复旧”文章。
这股“反复旧”恶浪，干扰了当时的中心工作，使当时的生产也受到一定的影响。直到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之后，根据中央要求，县革委不断强调，虽然革委会也可能有缺点、错误，个别成员还可能有派性，但群众和群众组织只能补台，不能拆台，要拥护和支持各级革委会，有问题要通过领导来解决，不能大哄大闹。之后，情况才有所好转。
中共绵竹市委党史办公室 著